“听了‘里斯本丸’号的故事，我大受触动，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”随着“里斯本丸”号的故事在短视频端传播，昨天在上海影城举行的首映式，吸引了很多影迷专门为这段历史而来。一位年轻人现场哽咽：“这是我今年走进影院看的第三部纪实片，也是最好、最翔实的一部。”
抢寻历史的尾巴
“你们为什么要到处打听一艘船？”电影团队在英国街头询问路人是否听说过“里斯本丸”号，两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这样反问。当时，少有盟军战俘的后辈知晓他们的亲人如何受苦、如何死去，更别说不相干的民众。
重新打捞历史，循着被触动的线索前进。从勘测与验证出“里斯本丸”号沉没的坐标，到邀请著有《里斯本丸沉没：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》的托尼·班纳姆博士和英国退役少校费恩祺担任顾问，再到满世界寻得380余名亲历者及其后人，终至电影的制作与上映，导演方励与他的团队历尽八年辛苦。对于方励来说，将这份寻觅如实呈现，是一种本能。“我就按照当年被触动的方式，再带观众们走一遍。我们搜集到的素材量极大，但电影中用了不到20%，从这个意义上，这部电影是叙事，而非仅仅讲述历史。”
抢救式采访“抢到了历史的尾巴”。在世的亲历者所剩无几，苏格兰皇家军团成员丹尼斯·莫利、米德尔塞克斯团第一营的威廉·班尼菲尔德以及东极岛渔民林阿根在影片中接受采访时，皆近百岁高龄。战争的残酷、军人的韧性和人性的美好在采访中纷然展露，“如果再延迟5年或10年，那么这些资料可能就不存在。”电影出品人之一韩寒在上海站路演现场坦言。
“展现整件事情的真相，超出了电影的范畴，扩大了电影的意义。”该片策划焦雄屏曾如是表述。电影不仅找到战俘幸存者，还对话了当年按下鱼雷发射钮的潜艇机械师加菲尔德的儿女，让这个故事有了更丰富且切实的讲述。日本船只当时并未挂出运送战俘的标志，加菲尔德在得知真相后退役，得了战后心理综合征，数年后与战俘幸存者相拥而泣。影片历史顾问托尼·班纳姆认为，说起战争，幸存者也没有真正幸存。
中英友谊在真情中缔结
在东极岛，方励曾给村民们放了一场露天电影，他们才发现，自己的父辈当年是如何将这些战俘从何种生死绝境中拯救而出。方励说：“他们救起的人，远超384这个数字。有些幸存者现在四代同堂，当年没有他们相救就没有这些大家庭了。”
一张拼命救下的亲人照片，一封珍藏在钱包里的战时信件，一张偶现于《香港邮报》的全家福，一行留在墓碑上的文字……这些战俘的生命痕迹如此有限，但中国渔民的出现让更多生命有了延续的可能。威廉·班尼菲尔德忘不了中国渔民“光一般的存在”。他冲出被封锁的船舱后又遭日军扫射，只能拼命向外游，生死未卜间看到了中国渔民的小船，“我不懂中文，但我知道我获救了，他拿出刀削了一个萝卜给几天没进食的我”。
方励告诉记者，岛上没有农作物，威廉口中的萝卜，其实是白番薯。并不富裕的东极岛渔民为几百名英俘披上外衣，穿上套筒裤，接到岛上的老庙休息。三名会说中文的战俘在岛上的孩子洞中逃过了日军搜寻，最终经“十五个身手最好的渔民”护送，几经辗转被送回大使馆。
1942年中国舟山渔民英勇营救“里斯本丸”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，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、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，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。“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，包括勇气、英雄主义和一个人在面对人类最恶劣的暴行时所施予的善。”这是当年最后一位参与营救的渔民林阿根去世时，盟军战俘后人发来的唁电与感谢。（见习记者 孙彦扬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