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初推荐大学图书馆采购《未刊书信》，4月下单，5月底纳入馆藏，6月初我从图书馆借得此书。16开，精装，浅绿色的封面，清新典雅，假使胡适复生，见到此书，大概也会啧啧称叹。
据前言介绍，《未刊书信》包含两部分，上册主要收录夹在胡适藏书中的书信，其中中文书信110余封，英文书信50封，且不乏名家的手笔。下册则收录胡适卸任驻美大使职务后，美国政要、教育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书信形式给胡适的留言，共计130封，144页。后面这部分书信“所用信笺整齐划一，装在特制的函套内”，是胡适特意送给北大图书馆的。胡适大使卸任后的这些名人留言，其实是赛珍珠和Mrs. Hughes发函征求而来的，所以大都对胡适离任表示遗憾，称赞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贡献，“难免溢美之词”。这些留言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如果有人单单以这批材料来评价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成绩，则未免为材料所欺，难称高明。
顺便一提，关于胡适驻美大使的功过，鄙意以为目前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齐锡生先生的力作《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：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（1937-1941）》（联经出版公司，2017年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齐著的一个好处在于，它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，而是立足于中美关系，充分利用官方档案和私家文献，对蒋介石、胡适、宋子文、陈光甫等都有深入的考察和剖析，当然对胡适大使的成败得失也有所评骘——我们不必完全赞同其具体评判，但这种整体视野和比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。
前面扯了这么多，主要是针对《未刊书信》下册的一些感想。综合上下册而言，我最大的感觉是，《未刊书信》与其说是研究胡适本人的一笔材料，不如说是步入胡适世界的一把锁钥。本书虽然题作“未刊来往书信”，其实绝大多数是写给胡适的，胡适写给他人的则属少数，真正构成往复关系的更是寥寥。就此而言，这些出自名公巨卿或无名小卒之手的书信和留言，构造了一个“胡适世界”。换言之，我们只有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这个“胡适世界”，才能更充分地把握胡适其人其学其思。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“论世知人”。尤其是看到目录上那一连串的英文人名，如果对那些人名背后的社会、文化和历史缺乏理解，那就等于关上了走近胡适的一扇窗。胡适终身推崇美国，热爱美国，如果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胡适的见闻，那自然不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。
惭愧的是，笔者对那些英文人名背后的世界所知极其有限，所以下文主要是对《未刊书信》上册所收中文书信的一个整理，附上几句粗浅的读后感。
就内容而言，这些中文书信大致可以归为六类：（一）批评推荐，（二）学术研讨，（三）实际事务，（四）文字改良，（五）日本相关，（六）其他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便宜的归纳。
批评推荐
这些中文书信大都是夹在藏书里的，基本上是赠书，请胡适批评、推荐或作序的。比如，何天行1931年考入中国公学，1935年转学至复旦大学，1945年任西湖博物馆历史部主任，1949年任浙大人类学古器物学兼职教授。他在1948年出版了《楚辞作于汉代考》一书，给胡适寄了一册，抬头“适之先生校长钧鉴”，末署“门人 何天行拜上”，信中交代原委：“自离母校中公后，违暌教诲者已十余年矣。引詹风猷，恒切心驰。兹坿奉拙作《楚辞作于汉代考》一册，原为十年前旧作，自太平洋战前即交中华书局印行，今始出版，拟请先生德便赐正！”（85页）
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“暴得大名”后，追随者、仰慕者数不胜数，尤其是年轻一辈。书中收录了一个叫罗雄飞的青年写给胡适的信。这位罗雄飞“生平不详”，可以说是再普通不过了。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平凡，罗氏此信（凡三页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此处不厌其长，抄录于下：
我的亲爱的先生：
我不敢怎样讲爱先生，我为先生走了路八千，一次走邵阳，二次走祁、衡，三次走永丰、湘乡、蓝田，四次走邵阳新设民众图书馆，五次走笔上桂林，六次走笔下南京；但终以为不上心，七次又亲自下长沙，书本呢？书本真的在缺庄的书店里（仅仅购得一种《庐山游记》）。在这个当中，本有朋友介绍到湖大；可是一来没有心情，二来有种小说自号《罗雄飞说》，分《太平说》《文艺说》《爱情说》《事业说》……《太平说》分《治世大纲》《治世方略》，《文艺说》分《十八般文艺》《文艺通考》……很想找个理想的地点，理想的先生，求合我的理想，达到我的志愿。我想胡先生决不是那个小圈子的胡先生，而是四万万同胞的胡先生，普遍天下的胡先生；凡属现代青年都有格向胡先生请问，胡先生对于现代任一青年都有答问的天职；于是第八次乃决意北上，不料行至长江，行李误堕江心，这分明是天意不许，为什么不能感动呢？敬录《文艺说》一篇呈寄，请求指教，不要嫌弃。
你的望门生罗雄飞寄于汉口，现住湖南邵阳中乡灵官殿老官桥，八，十（181、183、185页）
估计很多读者跟我一样，不知道信中所谓“我为先生走了路八千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心境和抱负——只是他的抱负，或许由于时乖运蹇，在历史上终究未能留下鲜明的印迹。而这正是“胡适世界”的一个缩影——跟那些名家相比，书中这类名不见经传者的片言只语更引人遐思。窃以为，这恰是《未刊书信》最大的价值所在。
胡适提倡新诗，影响甚广，《未刊书信》中也有所反映。譬如，清华外文系学生曹葆华于1930年底出版了《寄诗魂》，他将这本诗集寄给胡适，“若是先生认为值得介绍给大众，我便希望先生写一篇评文公诸报章”（21页）。此外，书中还有两人给胡适寄过自己的诗集。一位是唐世隆，生于1901年，卒年不详，他曾在刘文辉川军历任排长、连长、副官、参谋等职，抗战爆发后担任川军某军少将参谋长，1949年后以中医行医。他的《民间疾苦诗》是个油印本，一函两册，第二册是第一册的删改本，出版于1931年。他在信中说这个诗集“差不多是依据先生的主张和意旨而选成的”，“皆不出白话的范围”，希望胡适能“赐以序文”（233、235页）。另一位叫祝实明，原名祝世德，生卒年不详，1927年任教于四川万县某中学，1931年任教于江西璧山县某中学。他曾在1932年给胡适寄过一首故事诗《杨妈》，“偶蒙奖饰，至今心感”，“我这十五年来，在工余尚不能忘情写作。今将自费印行的两部诗集寄上，聊以表示欢迎先生回国的热忱”（417页）——祝氏写于1946年7月的这封信夹在《不时髦的歌》一书中。
除了自己寄呈“拙作”外，也有通过第三方转赠的，比如熊十力请蔡元培代呈《尊闻录》（出版于1930年）给胡适。张光祖遵嘱将友人万宗一的《墨辨新诂质疑》（出版于1946年）转呈胡适，恳请“教正”。另外，老师也会推荐学生、后辈的作品，请胡适指正。比如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将学生曲滢生的毕业论文《韦庄年谱》寄给胡适，褒扬曲君“厚重朴质，治学甚勤”，强调该书乃“经师友之怂恿，始印数百部，意在就正于有道，非为名计也”，期望胡适能“时时训诲教导之”（171页）。马衡将青年学者石松原的《论语正》《孝经正》二书寄呈胡适（193页），又是一例。
学术研讨
身为著名学者，胡适经常通过书信论学问难，所以本书出现学术讨论、学术批评的内容，毫不足奇。《未刊书信》这方面的材料虽不算多，但亦有几例。比如，范振生（1936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）1934年9月致信胡适，对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中万经、邵晋涵的年岁提出质疑（51、53页）。又如，胡先骕评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（《吾国吾民》），虽字数无多，却不能不叹服其评判精准周正：“林语堂君大作已读毕，其文字极佳，惜所见不少浅陋之处，而批评每每过火，然较之一般西人之著作自远胜也。原书今走价奉还，余不一一。”（107页）附带一提，所谓“走价”，意指派遣仆役。再如，袁同礼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直言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“所论诸子各节，颇多有可商榷之处”（361页）。
《未刊书信》中最有意思的一篇文字大概要数王季同写给胡适的三纸批评。和书中大部分留言性质的短笺相比，这封天头地脚几乎塞满毛笔字的来信可谓罕见。据书中介绍，王季同（1875-1948，一说生年不详）曾任教于北京大学，在现代数学、物理学、机电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绩，1928年任中研院工学研究所研究员，晚年研究佛学，著有《佛法与科学之比较》《佛法省要》《因明入正理论摸象》等。王季同此信写于1943年11月18日，他听儿子王守竞说胡适离任驻美大使后，到纽约继续写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下编。对此王氏说，胡适在十余年前为写下编而读佛书，可是“读佛书不得要领，于是佛教与禅宗，乃至受禅宗影响而产生之宋明诸儒哲学，皆无从写起，而不得不搁笔”。继而王氏根据胡适担任大使期间拒绝演讲佛法的传闻，断定胡适在佛学方面大抵裹足不前，“足下既不能把握佛法旨要，则大箸下编惟有满纸敷衍文章，如清代应举者第三场之五道空策而已，非但毫无精彩，且恐带累头二场文字亦减色不少矣。”因此奉劝胡适“不写为妙”，“若足下决计完成此大箸，则请放弃其西学于欧美先入为主之唯物成见，一依弟劝，则弟可保足下写一册最有精彩之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下编也”（257页）。王氏主张佛法禅道为“宇宙间唯一真理”，他对自己的佛法极其自信，且认为唯有胡适“饱读佛书，兼精科学，必能认识拙箸之真价值”（259页）。言下之意，胡适的《哲学史大纲》下编若要成功，必须参考我王某的佛法理论，故奉呈《因明入正理论摸象》一书，最后再次强调“佛法所以异于一切宗教，是真理而非迷信”（261页）。鉴于胡适一贯视宗教为迷信的思想，他恐怕很难认同王氏的观点。顺便一提，王季同育有五子二女，其儿女多为著名大家，此信中提及的王守竞在量子力学方面成绩卓著，历任浙大、北大教授、物理系主任，1949年赴美。
实际事务
名满天下之后，胡适的心思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，他人也会因名人效应而有各式各样的请托。加之世事纷纭，沧海横流，时人不能不做出应对。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。譬如，有个叫蔡正中的作者写了一册《今后我国的出路及人类之将来》（出版于1933年），寄呈胡适，信中表示“这是我的处女作，是我不傍任何门户的处女作，是我欲救党国人类的处女作，若一得之愚，尚不大谬，可堪方家一笑，不吝赐教，更所欢迎”（17页）。
抱有这种救世热忱的当然不止蔡氏一人，一位名叫“智武”的作者给胡适寄了一册《援世宝鉴》（出版于1947年），印刷体的函件内容如下（标点为笔者所加）：
盖一国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况今内乱外患，岂忍坐视而束手待毙者乎？予志本欲为国为民，乃因家此年迈又恙，故不克分身，而无奈祗可一面侍亲，一面著书，赠与当今执政诸公，以作治国之参考耳，且亦略了平生之愿。俟母恙愈体康时，再恳高堂允予从军，誓决首平内乱，而后复吾国所失之领土边疆，重振祖国之荣光，以达成世界第一强国，而后方休。（404页）
从中不难体会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境和志向。
此外，陈万里寄呈《江苏两年来的卫生工作》，程敷锴寄呈《黄山旅游指南》，戴坚奉上《兵学研究纲要》，焦易堂《县自治法草案县自治法施行法草案》征求意见，金国珍《市政概论》、孙泽英《独裁政治之理论和实际》等，大体皆可纳入此类。
改良文字
清末民国，危机深重，无数知识分子赞成“汉字有罪论”，认为汉字拖累了国民，导致国家落后于时代。在翻开《未刊书信》之前，我决没想到书中有这么多信跟改良文字、普及教育有关。例一，广东新会人陈瑞祺在香港设立道字总社，与其子陈子民创造拼音“道字”，以期改良文字。陈氏与胡适“素昧平生，且天涯海角，各处一方，关山遥阻，欲拜访而不能，但素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尤以改良文字为己任”，遂介绍自己的“文字科学化”经验，并奉上《道字初刊》一书，“倘蒙认为有研究之价值，还请随时颁示指导”（29、31页）。例二，山西临汾人贺生乐在信中表示（印刷体）：“昔年对于汉文字画意义颇感高深，平民未易普及，不揣冒昧，积十数年寒暑，窃取各种文字之长，著成《平民新字说》《平民新字原》《平民新字汇》各一册”，“乞赐斧正，幸有以教之”（90页）。例三，福建永定人黄学周在郑州致信胡适，寄奉自编读物《布丁》一册，以助推国语罗马字拼音运动，藉此达到扫除文盲、普及教育的目的。例四，生平不详的简文给胡适寄了《简笔字汇稿本》一书。例五，江西宜黄人欧阳溱将《简体字之研究》奉上，请胡适匡正。例六，广西桂林人易熙吾致信某根泰，请后者将自己在抗战八年间写成的《常用字源》转呈胡适，希望“胡校长加以指导鼓励”（355页）。由此可见，曾有多少人为文字问题所扰，并为之付出无数的努力。
日本相关
胡适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，但他与日本学者多有往来。书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青木正儿和桑原骘藏给胡适的信札。青木正儿早年在京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，是较早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呼应的日本汉学家。这封信写于1921年2月，夹在《李卓吾先生批点忠义水浒传》一书中，信的内容也跟《水浒传》有关。京都汉学耆宿桑原骘藏在信中写道：“素闻大名，无缘面晤，常以为憾。顷日所著蒲寿庚一篇献赠左右，谨请指正。并颂文安。”而《蒲寿庚之事迹》正是桑原氏的一部代表作。
另外，李大钊的信中提及日本学者帆足理一郎的《哲学概论》，该书译者请李大钊转交给胡适核阅。不过书中没有提供中译本和译者的信息，尚待进一步考证。还有，顾颉刚1935年的信中提及闻宥的《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》（《燕京学报》1933年第14期），说“《东洋学报》曾介绍过，称为日本人尚未研究过的问题”，可见当时学人对日本学界的动向也是相当关注的。
最让人感慨的则是陈荣捷1942年4月26日于夏威夷檀香山写给胡适的信：
昨天铃木大拙博士寄来他的著作两本，其中一本是他叫我转寄先生的，已经立刻转递了。他说，在现在的环境之下不能够直接呈上，真是可惜，只希望“Peace will soon be restored between us when we are rational beings again”。高楠先生的信也有“有口难言”的话，辛酸的很。先生替祖国做了许多工作，我们留檀的人都很感佩。
此时胡适还在大使任上，日军正在大陆肆虐。铃木大拙和胡适围绕禅宗有不少讨论，当此之际，两国学人的关系甚为微妙。所以铃木大拙说希望早日恢复理性，实现和平。信中提及的“高楠先生”当指高楠顺次郎，也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，1929年获得法国儒莲奖。
其他
所谓“其他”，包罗甚广，且略举数例。有请教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（即逻辑学）的英文参考书的（包鹭宾），有上门取手稿的（顾随），有请帮忙催促稿费的（冯沅君），有商请他人到商务印书馆就职的（高梦旦），有交换图书的（北大图书馆以《五礼通考》与胡适交换《罗念庵集》，胡适致皮宗石单不广），有帮学生向胡适求助的（沈从文），有请胡适帮忙物色教职的（赵贞信）。
上文提及“胡适世界”，不仅包括今人熟稔的胡适的“朋友们”，还包括许多我们此前从未耳闻的名字，或者虽曾耳闻实则不甚了了的名字，这些名字背后的世界也是“胡适世界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试举一例。罗章龙——因不研究中共党史，笔者虽然知道这个名字，但直到这次阅读《未刊书信》时才注意到他生于1896年，去世于1995年，享年100岁。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，早年跟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，曾参与创建共产主义组织，多次参加领导工人大罢工，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，在中共四大、五大、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，1931年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。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是，罗章龙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成绩，他1934年出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，后又在西北大学、华西协合大学、湖南大学任教。1948年7月，罗章龙给胡适寄赠了“拙著《经济史学原论》一册”，“先生哲史泰斗，海内文宗，至祈不吝赐正为祷”。……这恐怕是某些“胡适迷”所无法想象的。
我们之所以能从《未刊书信》中了解到很多人的信息，自然要归功于整理者的辛勤付出。比如，整理者考证出信件作者的姓氏和写作年份，更不要提字迹辨认这类最普通也最烦难的问题了。此书有影印，有录文。录文方便读者，影印则提供了录文难以直接呈现的很多信息，最明显的如作者的书法。整理者在前言指出，李大钊的信虽仅寥寥数语，却是北大图书馆迄今为止收藏的唯一一封李大钊的手迹；蔡元培给胡适的信，也属于北大图书馆馆藏中的吉光片羽。此外，我们对照青木正儿和桑原骘藏的书法，或可窥探日本东洋学两代人之间的差异。由影印件还可看到青木正儿信笺中缝有“守拙蓬庐”的字样，这大约是青木氏的书斋名（206、208页）。刘文典的“国立清华大学用笺”上栏有孙中山遗嘱的片段，下栏有“天下为公”四字，侧栏有“同志仍须努力”字样（170页），大约是罗家伦执掌清华后的遗影。再如，张国维的“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用笺”（376页），也在某个侧面反映出“赛先生”在近代中国的印迹。这类例子所在多有，恕不一一。
本书的整理是非常细致的，阅读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差错，不过仍不免无心之失。一是在援引他人论文时遗漏了作者的名字（409页），《中美关系历史大潮和个人学术追求——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士嘉为例》（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1期）著者是王成志。二是下册提及Dorothy Canfield Fisher 最著名的著作为儿童读物Understand Betsy（771页），不过书名中的“Understand”应为“Understood”。
读罢此书，最让人感动的是整理者邹新明先生在前言中的一句话：“时光匆匆，每个人都不完全是时间的主人，因此能真正好好做事，且能够做出点事情的机会并不多。”就这两巨册的《未刊书信》而言，邹先生的的确确把握住了机会，好好做了一番事情——这是时间的馈赠，胜过俗世的任何奖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