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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塌房了?  

时间:2024-07-17 11:10:08   来源:海报新闻   编辑:tangyinglin

“我与家人曾经长久地生活在这位文坛巨星的阴影之下,并将这个秘密隐藏了数十年。现在,是时候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了。”

2024年7月7日,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加拿大作家艾丽丝·门罗逝世一个多月后,关于她的一则新闻引爆了舆论。门罗最小的女儿安德莉亚·罗宾·斯金纳对媒体讲出了一个门罗家族中隐藏多年的秘密:1976年暑假,不满10岁的斯金纳遭遇了继父、门罗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的性侵。成年后的斯金纳曾鼓起勇气将这件事告知门罗,门罗却将她视为夫妻关系的破坏者。即使后来弗莱姆林因为侵犯过斯金纳被判处缓刑,门罗依然选择“不离不弃”地和他生活在一起。

2013年12月10日,加拿大作家艾丽丝·门罗在接受采访。

斯金纳的故事发表在加拿大《多伦多星报》,激起了全球文学爱好者的强烈反应。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,门罗对加拿大本土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。而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的“主妇作家”的形象,在作品中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,也使她成为不少女性知识分子的标杆和偶像。但事到如今,因为家庭丑闻的曝光,这位文坛巨星的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近年来,一些具有影响力的“文化偶像”因为私德问题名誉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但没人会想到,这次出问题的竟然是以温柔、低调形象示人的门罗。而随着事件真相的公开,人们也渐渐发现,门罗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敏感、包容气质,对女性境遇的关怀态度,都和她在现实生活中对亲人的残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让很多喜爱她的读者感到错愕和痛心。

“读者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,通常我们对‘老艺术家’会有‘德艺双馨’的期待。门罗作品研究者、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怡认为,门罗文字中的世界其实和外界加在她身上的标签并不完全一致。在作品中,这位文化偶像也有冷漠、软弱和自欺欺人的一面,她一直在通过这种方式书写着生活中的黑暗和问题,自己也始终被笼罩在这种黑暗之中。

“幸存者的独白”

门罗的小女儿斯金纳的那番讲述,被认为是“幸存者的独白”。和很多幼年时期遭受性侵的孩子一样,一切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,当时,她的继父弗莱姆林是一位地质学家。1976年的暑假,斯金纳来到母亲和继父的家度假,一天晚上,母亲不在家,她睡在了弗莱姆林和母亲房间里的一张备用床上,结果,弗莱姆林爬到床上对她进行了性侵。在那个暑假,弗莱姆林还趁着门罗没有时间照管斯金纳,自己独自一人送她上飞机的“时机”,对她进行言语和行为上的骚扰。

斯金纳回到自己的生父、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·门罗家中之后,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继兄安德鲁。安德鲁劝她尽快跟继母报告此事,此后,继母也把事情告诉了吉姆·门罗。可是吉姆·门罗也再没有过问此事。等待了一段时间后,斯金纳开始觉得这两个家庭中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保护她,她失去了安全感,原本活泼外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。此后十几年中,斯金纳还要若无其事地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生活,还得继续与继父接触。这样的生活,让她的心理出现了巨大的危机,也影响了学业和健康状况。

25岁那一年,斯金纳以为事情有了转机,因为有一次,门罗给她复述了一篇小说,小说中,一位遭遇继父性虐待的女儿最终自杀身亡。门罗当时对斯金纳表示:“她(主人公)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妈妈说呢?”听到这句话的斯金纳仿佛得到了鼓励,她写信给门罗,讲述了她被继父侵犯的遭遇,以为母亲可以帮她讨回公道。但事情又一次出乎了她的意料,门罗因为此事和弗莱姆林分居了一段时间,但后来二人又和好了,而且,门罗似乎逐渐将斯金纳看成了夫妻关系的破坏者。弗莱姆林也开始了对斯金纳的“迫害”,他写信给斯金纳的家人,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却辩称斯金纳才是他们夫妻关系间的插足者。

被亲人反复背叛的斯金纳终于精神崩溃,求助于心理医生才得以康复。在生育了自己的孩子之后,她毅然和门罗家的亲人们切断了联系。2004年,38岁的斯金纳终于将继父弗莱姆林告上法庭,由于有自述信件作为证据,弗莱姆林被判处了缓刑。但即便如此,门罗依然没有放弃弗莱姆林,二人的晚年生活恢复了常态,一直到2013年弗莱姆林去世,门罗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,并在外人前竭力维护家庭的“美满”形象,甚至竭力美化自己和儿女们的关系。

门罗的态度彻底地激怒了斯金纳,这个一直在家庭里缺席、受到损害的“局外人”,下定决心为自己讨还公道。幸运的是,后来的日子里,门罗的几位儿女给予妹妹斯金纳不少支持,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以门罗为代表的长辈们一直在粉饰太平,拒绝面对这件丑闻带来的后果。

“在这件事中,我母亲的显赫名声,意味着这一秘密的传布范围远超出我们的家族。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知道一些我的故事,但他们还在支持,乃至补充那些他们明知虚假的编撰。”讲述中,现年58岁的斯金纳依旧深刻地记得父母带给自己的伤害。母亲门罗显赫名声背后虚假的“另一面”,长辈们对丑闻的集体掩饰都让她感到忍无可忍。真实赤裸的文字加上白纸黑字的法律判决,让门罗往日那种颇具家庭责任心的“主妇”形象彻底被颠覆。

“公开的秘密”

一位名叫“碧”的中年女子和她的伴侣拉德纳生活在一起,拉德纳不擅交际,爱好制作动物标本,性格反复无常,对“碧”照顾的同时偶尔也会羞辱讽刺她。实际上,拉德纳沉默外表的背后隐藏着罪恶的行径:他曾性侵过家附近的未成年女孩莱莎和她的弟弟,当时作为成人的“碧”对这种罪恶视而不见,依旧沉迷于拉德纳的个人魅力。作为报复,莱莎成年之后,带着丈夫闯入了“碧”和拉德纳的居所,将他们收藏的书稿、动物标本完全损毁,他们涂抹墙壁,破坏陈设,疯狂发泄着内心的痛恨。

门罗的家族丑闻曝光后,很多人会联想起她笔下的这个名为《破坏者》的故事,也会惊讶于其中强烈的指向性,故事的主人公们的遭遇,几乎能够和门罗、门罗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以及小女儿斯金纳的经历完美对照。这篇小说出自门罗出版于1994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,颇具意味的是,这部小说集的名字就叫《公开的秘密》。而从写作时间上看,这本小说集的完成时间,恰好是门罗得知斯金纳遭遇后的两到三年。也就是说,门罗知晓了一切,但她选择在现实中沉默,只在小说中坦陈一切。

小说集《公开的秘密》中文版译者张洪凌在听到门罗的家族丑闻时,也曾感到震惊、困扰。多年来,她对门罗的作品和作家的性格都很欣赏。在她的印象中,门罗一直谦虚低调,专注于文学创作,不图虚名。2019年,她读到一篇报道说,门罗把她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房子悄悄卖给了一位当地居民,当地政府曾经两次找上门,希望买下她的住宅,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,但她拒绝了这个提议。张洪凌那时觉得很感动。但丑闻曝光后,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母亲门罗不去保护自己受侵害的女儿,却站在施害人一边,这让同样身为母亲的张洪凌感到难以理解。

如今再回想这本《公开的秘密》,张洪凌已经能感觉到,其中有些作品的确会让人们产生对门罗真实生活的猜想。“翻译这本书时,书里面有两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隐晦和不舒服,一篇是《公开的秘密》,另一篇就是最后一个故事《破坏者》。”张洪凌说。她知道,虚构作品也会有一定的自传性质,比如门罗那些以家乡安大略省为背景的小说,但《公开的秘密》这本书,原本被认为没有那么多自传性元素。事发后,对照着斯金纳的讲述,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了这本书和现实生活的高度关联性。

这种在现实与虚构间游走的写作,或许才是门罗作品的真实面貌,外界长期加于她身上的“女性主义”“道德主义”标签,不足以概括她作品中的复杂性、模糊性。门罗作品研究者周怡提到,有评论家曾这样分析门罗的写作:门罗“不能被称作一位‘道德’作家……(因为)她笔下的叙述者和中心人物总是挑衅性地抗拒最终的判断行为,迫使读者面对伦理的复杂性和不可能性”。换句话说,门罗小说的开放性很强,并不会明确地彰显出某种道德观点和道德判断。或许正是文学创作中特有的模糊性、虚构性,让生活中温柔、低调的门罗敢于描摹出真实生活中的某种极为残酷的成分,暴露她心灵中最黑暗的一面。

书写黑暗,也是黑暗的一部分

门罗的家族丑闻公开之后,很多原本喜爱她的读者、专业人士一时间都无法接受。因为门罗在他们心中一向是充满善意的好母亲形象,她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,也有着在全球热销的著作,更一直是加拿大读者心中的骄傲。今年5月,门罗去世时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赞美她“留下了非凡的遗产”。然而谁也没想到,这份“遗产”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贬值了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称,很多加拿大人在考虑重新评估门罗作品这份文学遗产。“教授们为了如何教授门罗的作品苦苦挣扎,书店则在讨论如何在书架上展示这些作品。加拿大人正在讨论一个古老的问题:能否将艺术和艺术家分开?”

划清界限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,尤其是在与门罗熟识的人中间。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·门罗和门罗合开的“门罗图书公司”发表了一份声明,声称永远不会代表门罗家族发表言论,并为她的小女儿斯金纳的遭遇感到痛心,未来也愿意分享她的故事,作为警示。这份声明也得到了门罗子女们的支持。门罗的母校,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也很快暂停了一个与门罗作品相关的研讨课程,似乎也要对她进行重新评估。许多读者、书迷则更加激进地批判门罗,有网友将收藏的所有门罗作品都丢进了垃圾桶,并拍照上传,以示态度。

门罗的家族丑闻也惊动了另一位加拿大文学界的大人物、以《使女的故事》闻名于世的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。她和门罗是加拿大文坛的“双姝”,两人同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,平时也有私交。她也对媒体回忆起了自己和门罗夫妻的交往。她观察到,晚年的门罗其实早就衰弱到难以开口表达。晚年的她似乎十分依赖丈夫弗莱姆林,需要他照顾自己。她还察觉到,门罗不是一个擅长动手操作事情的人,烹饪或者园艺这种对很多人而言算是治愈性的小爱好、小家务,在她看来则是负担和麻烦。她猜想,生活上的过度依赖,或许是门罗无法离开弗莱姆林的理由之一。这也和门罗曾跟小女儿斯金纳提过的,自己“不会开车”,需要依靠继父帮助才能出远门的细节是吻合的。

在琐屑的老年生活中,生活上有些“低能”的门罗需要家人的陪伴、帮助,这可能正是门罗坚决不离开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,并最终牺牲了小女儿利益的原因。这种观察,倒也并不是阿特伍德在为门罗的错误行为找理由,只是,作为同行和朋友,她有机会从更生活化的角度,去解读门罗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境。这些属于老年生活、女性群体的心理困境,生活细枝末节的软弱与无助,也一直呈现在门罗以往的作品之中,她从未对此进行掩饰。

“门罗的很多作品都有强烈的自传主义色彩。她从来都不是问题的解决者。她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,但她呈现问题。”门罗作品研究者周怡这样分析。除了小说《破坏者》的现实性之外,周怡还提到了门罗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——《好女人的爱》,这本小说集也描写了很多女性的心理、情感问题。故事中,有明知对方是杀妻凶手,却还想嫁给对方的大龄未婚女,也有因为婚外情抛夫弃子的少妇,甚至有潜意识里想杀死亲生婴儿的单身母亲。在研究这些故事时,周怡会在心里提出这样的问题:为什么女性会经历这些伦理困境?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人类普遍性的问题,或许这就是门罗小说的价值。

尽管经历了对门罗真实人格的失望,门罗作品《公开的秘密》的中文译者张洪凌依旧认为,门罗的小说仍然是一份丰富的文学遗产。她改写了翻译家好友、《瓦尔登湖》译者杜先菊的一句话,来评价整个丑闻事件。杜先菊曾经说,门罗描写了整个人类的状态,最终她成为这个状态的一部分。张洪凌则将这句话改为,门罗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,结果她自己就成了这种生存状态的一部分。

(中国新闻周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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