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天来，大量公众知之极少的晚年刘海粟书札与其书法精品一起，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亮相上海刘海粟美术馆“百年吞吐——刘海粟书法大展”，并引发了巨大反响。此次展览的学术顾问、知名艺术史学者白谦慎专门撰写了近四万字的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作为展览书册之一，本文为作者为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所撰引言。
晚年刘海粟书札局部
白谦慎著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
似乎是在十多年前，先后在刘海粟先生的弟子陈利兄与谢公春彦处读到一批海老的手札，清一色书于宣纸或皮纸裁成的长卷上，点画纷披，枯湿浓淡，见出心性，一派苍莽，真是人书俱老，读毕心胸为之一张，迷醉不已。
世人皆知刘海粟是大画家、贯通中西、“十上黄山”，创办上海美专而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奠基人，擅书擘窠大字，磅礴大气，然而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样的一枝秃毫呈现的书札，仿佛另一个刘海粟，见性见情，纯然中锋，率意写去，平实自在，而又浑厚雄健，真气流衍。
这到底是怎样的境界？
以鄙之目力所及，这样的书札，无意于书，自有明一代乃至近现代书法史上，如此弹眼落睛，夺人心魄，壮人性情，确乎是少而又少的，或许可以说——刘海粟完全是一位并未真正被世人所知的书法大家。
经历了2022年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后，愈加珍惜一种凛然的风骨，彼时回看海老的书札之壮美，忽然有了更深的感受：苦难其实未必是坏事。海老书札之酣畅淋漓和正气浩然，与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的那些悲怆与无奈相关，与其被打成右派，经受各种折磨相关，然而他昂扬不折的精气神从未泯灭，正如他在致朱复勘先生的信里提到他当时的困境，却“凌然无惧、刚毅不屈”，那些苦难对海老正是人生的“淬火”。可以说，若无那些因错划为“右派”的一系列人生冲击与长期沉寂，恐怕也没有后期山水泼墨泼彩的辉煌，更没有那样一派苍莽雄浑厚重的书法，晚年刘海粟先生手札所到达的境界与其画作正互为表里。
书迹即心迹，所谓“观其风骨，名岂虚成”，那些书札的细节正在于接近真实的刘海粟，进而真正重读并重看刘海粟，以其雄强大气，启示并镜鉴后人。
其后开始与陈利兄提及应及早举办海老专题书法展，陈利兄亦深以为然，并讲到刘海粟从未举办过书法展。陈利未及弱冠之年便与朱复戡、施南池、唐云等名家成为忘年交，21岁因参与筹办《华人世界》而与刘海粟相交，极获海老赏识，就此从游于海老，多次陪同海老夫妇出行，同行同住，海老又指点其诗词古文与书画，并多次赠墨书于他，如《以美利天下》《海到尽头天是岸》等。
2022年底与海粟先生的女公子刘蟾老师、谢公春彦、陈利一起小聚时，我与陈利遂向刘蟾提议早日举办刘海粟先生书法展，可以先在北京，再到上海巡展，其实私心是希望可以全面系统地拜读海老书法，同时让更多的同道读到海老书法，以洗涤世风，壮人间之风骨情怀。
这一提议很快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，贵人相助，居然进展神速，2023年9月向中国美术馆提出举办刘海粟书法作品展，中秋后中国美术馆回复同意在当年11月举办，并作为该馆学术邀请展进行策划。
其后遂约请一些学者撰写文章，其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白谦慎先生。之所以想约请白谦慎先生，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相熟，另一方面，他的《傅山的世界》影响极广，就书法史研究的延续性而言，从他深研的晚明傅山到晚清吴大澂，若再延续，经历了晚清、民国与共和国时期的刘海粟允为代表，且刘海粟书法的研究其实极多空白，而事实上现有的书作又极为丰富，尤其是大多见证其书法高峰的书札手卷世人知之极少，可称书法研究的“富矿”，置之整个中国书法史，亦足以占一席之地；而且，我相信自己真正欢喜赞叹的，他一定会同样欢喜赞叹。
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。
犹记2023年9月那天陪同白谦慎先生在上海观看海老书法的激动，从早期的临古之作，到擘窠大字，再到晚年书札，真如行山阴道上，让人目不暇接。白谦慎先生当时有些感冒，且又将赴日本，但在现场几乎不忍释卷，尤其是一些书札的细节，对之击节不已。“人书俱老”“绚烂之极，复归平淡”“气势磅礴”“正极奇生，大巧若拙”，似乎都是当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印象。
中国美术馆展出时的刘海粟晚年书札
晚年刘海粟书札局部
其实原本约白谦慎先生写三四千字的文章，但在观看后，白谦慎说：“太精彩了！估计三四千字是打不住的。可能要缓缓写。”
好文章当然不急。
其后不久，中国美术馆刘海粟书法展览如期举行，所约的黄惇、于明诠、张瑞田等学者关于海粟老书法的文章先后刊发，颇有影响，中国美术馆开幕后又专程举办刘海粟书法研讨会。
研讨会上，我提及海老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及1966年以后的晚年苦难可视作其人生与书法的“淬火”，若无这些苦难所影响的晚年书札，就看不到海老书法的高峰，这批书札可称百年来中国书法的重要收获之一。
事实上，如果拂去尘埃来看海老书法蜕变之路，1966到1976这段时间可谓至关重要，1975年更是一个关键点——从书札可见，海老书法的真正成熟与蜕变大约皆在1975年以后，或许可称“至暗时刻的蜕变”：彼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，家里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，又中风三次，在被强行“扫地出门”搬出原宅，到瑞金路后，少了种种应酬，海粟先生反而更加沉潜于自己的内心。
晚年刘海粟先生
如他女儿刘蟾所言：“幸亏一名男工心善，知道爸爸嗜画如命，搬家前趁红卫兵外出时，从旧房子里拿了一些笔墨纸砚和画册出来，夹在衣服里偷偷送到瑞金路来。” “爸爸倒是过上了一段清净日子。他的学生去华亭路上的旧货摊淘了一个七支光的旧台灯，爸爸如获至宝，重新拿起了毛笔。”
海粟先生自己则记有：“写字可以锻炼意志，陶铸品格，开拓心胸，甚至于有配合体育运动的强身效果。我在南洋遭到日本侵略军看管时期，以及在十年浩劫中，只要抓起笔来一练字，就忘记一切，怡然自乐。字写好了，勾勒有籀篆基础，点画有隶书根底，皴擦有草书底功，构图布白有钟鼎文启示，笔有骨力，韵味自生。练字可谓有利于身心书画，一箭双雕，无妨大写而特写。”
“（在1966年以后）我运交华盖，家里倒冷清了一阵，我的心情也冷静得多。我坐在唯一给我留下的三层楼这个既是画室又是起居室的走廊里，因为来的人少，可以冷静地思考问题。……我觉得，我这大半生，真正艺术上有进取的时期，就是社会应酬较少的时候。”
从书风看，1966年前后，其书作尚有浓郁的帖学风格，苏米之风处处皆是，这从一些留存书法及致翁雅才书札等作品可见。
刘海粟1940年代临苏轼书法
刘海粟书法
1969年开始有《临毛公鼎铭文》，跋云：“学书必从学篆始。求篆于金，求分于石。于十三四岁时学篆书，十六岁至上海后，兹事遂废。今老矣，偶于废书簏中检得《毛公鼎》旧拓，信手临写，不复有相可得，宁计其工拙耶！”
其书风逐渐开始向碑帖融合、苍莽浑厚一路而去，但其书体尚多帖学余韵，金文苍莽之境虽已渐融入，但尚未至成熟之境。
1971年致王一山札
从1960年代病中与1971年致王一山札，也可以见出其书风变化历程。到1975年，正值八十大寿之际，刘海粟两次作《临散氏盘铭》，一卷赠友人，一卷自寿，跋言有：“学书必从篆入。余近写《毛公鼎》，好习《散氏盘》。今年余年八秩，重临《散氏盘》自寿，迫以耄年，蜿蜒满纸，尚多懈笔。”
1975年，刘海粟《临散氏盘铭》跋文
展出现场，刘海粟先生《临散氏盘铭》
通过多次临习散氏盘等铭文，借鉴那样一种奇古生动，朴厚又见出纵逸之势的字体，融注于笔端，化其八十年书法求索，所谓“敛元气，奔吾腕”，遂将胸中郁结孤愤处，以蜿蜒之笔、枯涩之笔注入行草之中，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所记历代名作大多皆“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，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”
内外因的结合，终于在1975年后蜕变后形成其书法的真正成熟时期：1976年，十年浩劫结束，海粟先生致家人与友人书札中，或忧国忧民，或念一粥一饭、生活琐事、家长里短，无意于书，却均可称人书俱老，苍浑雄健。
如1976年1977年致其夫人夏伊乔札，1977致刘英伦家书，1977年致刘虬家书，1977年致李宝森札、江辛眉札、朱复戡札，1979致爱女刘蟾家书等，均是代表作中的精品。
读之无不让人击节不已，其间之孤愤、苍浑、超逸与情怀寄处，又岂可以一二言语记之。
刘海粟晚年致李宝森信札局部
刘海粟晚年信札局部
刘海粟晚年致李宝森信札局部
事实上，这一批代表海粟先生书法高峰的晚年书札甫一亮相，即让众多真正喜爱书法的同道击节不已。
《中国书法》杂志社主编朱培尔兄说：“看了海老晩年的一些手札，特别激动，感觉其中一封致夏伊乔手札，如果以前人对‘天下行书’品评的标准而论，列为‘天下第四行书’，也未必是一种遑论。”
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洪厚甜先生则言，“海老展览中的书札不止一次让我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，海老的手札就是颜真卿的继承者，沉着、厚重、古雅、古朴。通过这样一个书法展，既看到他的精神高度、技术高度，还看到了支撑海老人生和艺术的广度、深厚、厚重，这种厚重是我们时代需求，这种厚度是给当今中国一种最需要的精神支撑。”
刘海粟致夏伊乔手札
刘海粟致刘虬手札
刘海粟晚年手札局部
……
中国美术馆的这一展览与研讨会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也可以说是真正重新认识海老书法的开始。
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：我曾听到萧娴评价刘海粟书法“得康有为真神”。萧娴与刘海粟一门同宗，皆康有为得意弟子，亦深得南海先生书法之三昧，洞隐烛微间烂若披掌。故此赞誉乃从心之论，绝非客套。
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称，刘海粟先生的书法中既有着汉魏古朴、厚实，又有着唐宋元书法的使转流美，兼收并蓄，重金石，尊碑板，在那个时代，不同于普通写碑的书法家，与他的画作浑然一体，有着东西方艺术开阔的视野，同时又继承着中国文化中苍莽浑厚、刚劲雄强的一面。
回到美国的白谦慎也一直在思考这一论文，刘海粟家人与弟子又提供大量文献资料。其间多次通话，直到今年8月，他告知我说：“写了三万字了”，记得当时回复说：“太好了！从整个文化史与书法史看海老书法，意义极大，确实值得写深写透，如果写完了，索性出一本书，一定是在学术生涯中留下深深印记的著作。”
甲辰中秋前后，上海的刘海粟书法展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，白谦慎终于发来尚未完成的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，三万八千字左右的学术论文。
开篇即可见出其刘海粟书法认识的转变处：
“从1995年开始在大学里教中国艺术史和中国书法史，至今已近三十年。无论是在美国的高校还是海归后的浙江大学，讲到20世纪时，总是绕不开刘海粟：讲他推进现代美术教育的贡献，讲他的油画和印象派的关系，讲他晚年十上黄山所作摄人心魄的泼彩山水,……可唯独从来没有谈过他的书法。对于一位以治书法史为业的教师来说，似乎有些奇怪。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前驱中，不乏善书者，其中李叔同书名最大，刘海粟和徐悲鸿，书法造诣也高，并喜欢在画上题跋，常为人作书。虽然限于课时，很难面面俱到，但我过去对刘海粟在书法方面的成就缺乏足够认识，也是事实。
刘海粟是常州人，职业生涯始于上海，并定居于此，直至去世。我成长于上海，书法发蒙于斯，师友中也有人与刘先生相识，很早就有机缘见到刘海粟的书法。年轻时所见，几乎都是他的榜书和巨幅画作上的自题，用笔雄浑，气势磅礴，为书坛独树一帜。2017年，我和一些同道参观安徽一家宣纸厂，该厂的陈列室中，挂满了当代名家的书法，其中刘海粟的字，大气凛然，力压群雄。这是我在2023年以前对刘海粟书法最直接的观感。
比较深入地认识刘海粟书法，缘于2023年刘海粟的后人和弟子为他筹备在北京的书法展。展品大多来自上海，赴京前，得顾村言兄引荐，在刘先生的弟子陈利先生处，近距离地拜观了上百件刘先生的墨迹。从上世纪30年代的手迹，到一些临古之作，再到上世纪70年代后的手札，这批作品质量之高，让我领略了刘海粟书法在擘窠大字之外所达到的境界。如果今天让我来开一门关于20世纪中国书法的课，或是撰写20世纪书法史，我一定会用相当的笔墨来讨论刘海粟书法，因为这是他在中国艺术教育史、现代绘画史之外，本就应有的一席之地，而这一席之地也还有待书法史学者的深入研究来认定和确立其高度。”
一口气读毕，用文真诚，会心处极多，感慨感叹，其间之用心用力，性情可见，洵为目前所见剖析海老书法最详尽、最中肯、最有深度的研究论文，尤其是论海粟先生书风转变、晚年书札之美及何以人书俱老，论述极详，读之受益极多，
然而即便如此，白谦慎在后记中依然记道：“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个提纲式的研究成果，今后我将对刘海粟先生的人生、时代、艺术做更多的了解，努力把研究推向深入。”
一种跨越时代的惺惺相惜，让人感动。
我是相信时间的。
一部文学史与书法史，最可贵的正是寄寓其间的真正文人心迹与风骨，且决不会被遮蔽，海粟先生在1977年一封致朱复勘先生书信里提到他十年浩劫中的困境，用了八字：“凌然无惧、刚毅不屈”，真是字字铿锵，落地有声，这样的态度其实早在傅雷1930年代论刘海粟时即有预言：“因了他的自信力的坚强，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些怀疑和踌躇；因了他的弹力，故愈是外界的压力来得险恶和凶猛，愈使他坚韧。”
所谓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回到艺术史，其实亦自有其规律，历史最终也一定是会公正的，权力或资本虽可作用于一时，但不可能一直被其左右。
苏轼《答谢民师书》中论文时曾言：“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。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。”
书法何尝不是如此？！
期待白谦慎先生早日完成刘海粟书法研究的全文，也期待海老书法有更多的知音。
白谦慎题赠作者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内页
2024年9月于上海，三柳书屋
（注：本文在澎湃新闻刊发时与《刘海粟书法刍议》版本有增改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