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涛的“一法”已经是对“理”的强调，是宋明理学思想在绘画领域的表现。石涛说：“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。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。”可以看出他借理学的本体观，认为绘画不仅是技法，而更是与宇宙万物相通的途径，他说：“一画者，众有之本，万象之根。”
这种观念源生自宋明理学，是对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开拓。他借鉴了理学中对“一”和“万”的关系，称：“自一而分万，自万以治一，化一而成缊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这与理学中的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相近，有了“一”才能有天下之事。他谈“画道”，说：“一画生道，道外无画，画外无道，画全则道全。”由此可见，他认为“道”和“画”是相辅相成、互为表里的，“道”联系着天地和万物，但需要透过人的绘画来得到体现。“道”规定了绘画的规律，所以“道外无画”。石涛在《画语录》中使用了许多宋明理学的概念，如“气”、“理”、“心”等，与张载《正蒙》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，其“一画”与“气”概念具同质性：盘礴睥睨，乃是翰墨家生平所养之气，峥嵘奇崛，磊磊落落，如屯甲联霎，时隐时现。人物草木，舟车城郭，就事就理，令观者生入山之想乃是。他笔下的“气”饱含了多种涵义，有绘画中焕发的自然生机，有绘画中画家展现的万丈豪气，也有画家人品修养的逸气。这多种涵义都来源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影响。石涛强调画面中的“缊”，认为山川变换是有一定规律的，这与董其昌的“烟云”涵义极为相似，同样是来源于对理学中“气”的认识。
石涛说：“画于山则灵之，画于水则动之，画于林则生之，画于人则逸之。”山川中的“气”通过笔墨的变化传达画家独有的学识修养，以及对自然天地的领悟，呈现空灵飘渺的审美高度。只有“气”才能塑造出灵、动、生、逸，也是石涛绘画的审美追求。而石涛心中的“理”与“法”，常常一同出现，他在《皴法章》中谈“一画落纸，众画随之；一理才具，众理付之”，将“理”和“法”的涵义等同了。如何得到“理”？对于绘画而言，笔墨技巧、画面布局这样的小细节规律是很容易被掌握的，可以通过学习古人得来，但对于绘画的大理则是被隐藏在画作内部的，并不容易获得。因此绘画的“理”和“法”被忽视，会形成“法障”。石涛在《了法章》中阐明自己对于“法”的见解，认为天地将人困于“法”，是因为“一画之理不明”，而他所讲的“无障”，是“法自画生，障自画退”。
通过绘画可以解决“法障”的问题。他树立了无法到有法，有法到众法的途径，而当达到众法之时，可以重新回归无法，即“立一画之法者，盖以无法生有法，以有法贯众法也”。以“无法”来展现世界的无限，不拘泥于天地万物之形。理学对宇宙自身的探索，绵延至绘画艺术中，促进了山水画的兴盛，也直接影响了石涛的艺术见解。他在《题画山水》的诗中，说：“天地氤氲秀结，四时朝幕垂垂。透过鸿蒙之理，堪留百代之奇。”将四季变化与天地规律、绘画之理相通，因此画中的山水才不是山水的印刻，而用“存理”得以达到艺术的巅峰。“得乾坤之理者，山川之质也。得笔墨之法者，山川之饰也。画之理，笔之法，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。”如果绘画不表现山川天地之理，就没有意义。石涛突出“画”的地位，将绘画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，有绘画之“法”能通天地之“理”。他反复强调“一画”的重要，虽然总结出来的技巧可以让画家更为简单容易的描绘山川石木，达到细致入微的效果，但却限制住了画家的主观发挥，容易死板而陷入固定套路。他提出四季变化各有不同，只有结合自然环境，发挥主体的能动性，才能真正窥见天地之“理”。此外，石涛提出的“画者，从于心者也”，极为重视“心”对于“画”的意义，是对陆王心学的继承。自陆九渊提出“宇宙即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，陆王心学便开始强调心与物象关系中主体的能动作用，将绘画当做“心”的表达。石涛张扬自我，是突破理学樊篱、强调个性意识思潮在绘画思想中的表现。
